“截至2023年底，我國生物質發電全國并網裝機達4414萬千瓦，年發電量達1980億千瓦時，年上網量約1667億千瓦時；生物天然氣年產量達5億立方米；生物質清潔供熱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超2000萬噸，供應熱量約3億吉焦；生物液體燃料年產量超500萬噸。”5月9日，在全球生物質能創新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兼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秘書長張大勇在發布《2024中國生物質能產業發展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時稱。

生物質能作為國際公認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在綠色發展進程中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優勢。業內人士認為，在政策和產業的積極推動下，生物質將從傳統的“售能”盈利模式轉變為“生態價值+售能”模式。

■ 生物質供熱優勢漸顯

生物質發電包括農林生物質發電、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及沼氣發電等，是可再生能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解決城鄉有機廢棄物污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能源結構升級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從地域上看，我國垃圾焚燒發電主要集中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東部地區為最、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和東北地區排名較為靠后。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東部地區經濟相對發達，垃圾產量較大，能夠為垃圾焚燒發電提供充足的原料。”張大勇分析稱，同時，這些地區的政府在政策上也給予了較大支持，如給予更高的垃圾處理費、稅收優惠等。

不過，《報告》同時顯示，2023年我國生活垃圾發電行業正逐步呈現向中西部及東北等地區轉移的趨勢。

此外，在供熱領域，生物質能也逐漸發揮出優勢。由于其成本接近燃煤，居民可承受，截至2023年底，我國生物質清潔供暖面積超3億立方米。

《報告》建議，未來10年，各地應根據自身生物質資源條件選擇合適的路徑，發展生物質清潔供熱。

■ 商業模式等仍存在挑戰

然而，記者注意到，生物質發電在可再生能源發電中的規模仍然相對較小，裝機容量僅占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3%左右。不過，其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正在逐年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商業模式已不能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特別是補貼退坡以后。”張大勇坦言，比如在原料收集方面，農業秸稈、廚余垃圾等廢棄物資源尚未建立起“誰排污、誰付費”的第三方專業化有償處理機制，原料收儲運成本占比過高。

記者了解到，國補退坡及補貼拖欠現象導致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收入相對減少，部分項目盈利空間縮小，甚至陷入虧損。這也使得一些投資者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投資更為謹慎，影響了投資規模和速度。

《報告》顯示，生物質能目前還缺乏足夠的綠色價值實現機制和途徑。比如，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綠色認證制度主要集中在風電、光伏等領域，而對生物天然氣、綠色熱能、生物液體燃料等產品的綠色認證還處于空白。

另外，在政策機制方面，張大勇坦言，多年來，生物質一直面臨著“多頭”管理的尷尬局面，有時政策之間“互相打架”，極大影響了生物質能在清潔供熱領域的發展。

■ 作好頂層設計是關鍵

生物質能作為一種綠色能源，在能源轉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業內專家認為，為更好地體現生物質能的生態價值屬性和民生屬性，產業發展將從傳統“售能”盈利模式轉變為“生態價值+售能”模式。張大勇說：“其中，‘廢物處置費+售能’模式將是生物質項目盈利的核心。”

“推動生物質能高質量發展，作好頂層設計是關鍵。”張大勇強調，建議建立以國家統籌、省負總責、縣為主體的生物質管理機制。同時，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主體的生物質能利用產業體系，將生物質能替代化石能源納入地方政府落實“雙碳”目標考核，充分發揮央國企的主力軍作用。

對此，《報告》建議，進一步拓寬生物質能生態環境價值的實現途徑。例如，建立生物質能非電領域能源核證機制，鼓勵生物天然氣、生物柴油、綠色熱能等生產企業，依托零碳能源核證平臺對生物能源產品進行綠色零碳認證，核發零碳能源證書，同時在綠色能源市場出售綠證，吸引更多的綠色能源消費者。

在健全行業創新體系方面，《報告》還建議，要推動裝備智能化和自主化，如通過物聯網、大數據等手段，實現遠程監控、故障預警等功能。同時，還要運用“互聯網+”等先進檢測設備和技術手段，加強項目原料使用、項目排放等監管。

“未來，生物質能的非電利用領域將成為發展重點，特別是在難以通過傳統方式實現脫碳的關鍵領域，生物質能將發揮無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報告》顯示，比如，在工業部門，鋼鐵、水泥等產品的高溫加熱和原料處理過程中，可采用生物天然氣作為燃料；在交通部門，航空運輸公司可采用生物航煤減少碳排放。